孙正荃:我的碎片(三)

【聊聊现代人的心态】上海人应该知道这个名字:陈继儒(1558~1639),明代文学家、书画家,华亭(今松江)人。他的《幽窗小记》非常精彩,其中有一副当代很盛行的对联: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空云卷云舒。其实这是辑录同朝洪应明的作品。这位洪先生也很了得,他就是《菜根谭》作者。第一次接触此书还是幼小,以为是本讲营养的书,没碰。长大方知若要做人,不可不看。现代生活紧张无序,失落、失意乃至失志,人生路上难免,陈先生早就勘破,便交代说:“由来功名输勋烈,心地无私天地宽。”这后半句,文革时被囚禁中的陶铸妙用,以劝导夫人曽志。淡泊、镇定,或许就是过日子的两大法宝吧。

【看脸说话】看到一篇短文,说现在的孩子“看老师的脸,说正确的话”。不免浮想联翩,大人呢,看领导的脸,说正确的话。再往细处说,全国人民不都是这样一边“看脸”一边“说话”吗?!

【从胡适想到梁漱溟】我们读书那会儿,胡适已大名鼎鼎,无人不知。后来大批特批,搞臭搞丑,光资料就出了11册,但无人搭理。倒是传出来章士钊的两句话:说早在20世纪初,那已经是“以适之为大帝,以绩溪为上京”的年代。之后,这个名字一路飘红,一直红到了今天。历史无情吗?不是的,历史很有情啊。章士钊说20年代胡适已是青年瞩目的明星,我想,毛当在其中吧。后来对他一批再批,其心态,或与对梁漱溟老头如出一辙也未可知。那时,毛常蹭在杨家。粱访杨,毛为之开门,继之泡茶。多年后,梁率团访问延安,毛接见,曰:我们见过嘛。梁愕然。毛又曰:开门倒茶的就是在下润之哦。梁一身冷汗。终算出了多年之一口恶气!后来梁老头被赶下台,那是他老脾气不改,顶嘴,竟然要看看毛有无“雅量”,惹怒了龙颜。至于在北大时的那口气,他们拿300,自己拿八元且不说,那些大知识分子竟然不嗒理他,正眼不瞧他,下一步就轮到哉。

【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现在流行的这个成语把“度”改成了“毒”,这么一来,成语意思前后矛盾了,而且就词语本义上看,也不对应了:前半句说真君子要有肚量,后半句又说大丈夫必须无情。可流行起来了,何也?有人认为这一字之差,正反映出了文化的堕落人心的堕落。//《老子.第四一章》:“大方无隅(无边角),大器晚成,大象无形,大音希声(无声),道隐无名”。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简·老子》和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德经》与之稍有不同。有研究者认为,“晚”应解作“无”,甚至有人认为“晚”系竹简刻写有误。但未被公众接受而流行。笔者以为,似应作“无”,即使是“晚”,也不是现代汉语中“迟”的意思,“无”也不是“没有”的意思。

【小男孩小时候打打架,未必不好】昨夜,荧屏上看NBA总决赛,看得血脉喷张兴奋不已。画面上一小男孩又跳又喊,双拳连续叩击胸部,让人感触良多,不禁想起多年前受邀参加一次青少年美育研讨会,有幼儿小学老师介绍她们如何培养孩子讲礼貌守纪律,印象最深的是上课时双手放到身后云云,或问:打架吗?她们骄傲地回答:从来不打架。此次看NBA,想到家长一定要带孩子观看一些体育竞技赛事,能参加则更好,从小不爱体育不玩体育的孩子,尤其男孩子,不好,没出息。比如在下。不要怕男孩子“野”,有些野性,才好呢。

【程序不可乱】退休后第一台计算机一周多就让我弄死了。请来的师傅调侃说,这倒也要点本事的。其实,干啥都得按程序来,司法乱了程序就无公平正义可言。人生何尝不是如此,该读书时叫“插队”了,该谈婚论嫁要念书了,毕业出来,也只好晚婚晚育了,那时父母都垂垂老矣,孩子只好自己带,那个辛苦没的说。听到一句话:“早起就像打仗一样”,这怪谁呢?再往大里说,治理一个国家能没程序吗?古人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就是别尽出花花点子,程序不可乱,不然也会“死机”的。老子《道德经》中也有个类似意思的故事:一次,商汤向伊尹询问饭菜的事,伊尹说:做菜既不能太咸,也不能太淡,要调好作料才行;。治国如同做菜,既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松弛懈怠,只有恰到好处,才能把事情办好。商汤听了,很受启发,当即命伊尹为”阿衡”(宰相),在商汤和伊尹的经营下,商汤的力量开始壮大。

【鲁迅公园门口】一位老太摆了个地摊,是当下已经很难见到的精纺手帕,精致又清爽;不远处,一位大嫂卖的是自己编织的婴儿帽子鞋子等饰物,精巧而实用。不起眼的小事也会让人忽发奇想:这个世界,谁是生活得像个人样的人呢?是那种身居高位从不忏悔的傲慢之徒吗?是那些循规滔距亦步亦趋的乖乖之士吗?更或是那些在名利场上游刃有余屡有斩获在温柔之乡纸醉金迷的土豪富婆吗?我想,守着自己那个岗位,一点一滴做着自己本分的人,比如大街上不断在清扫垃圾的人,最平凡最普通,也最值得受人尊敬:他们都是有尊严的人。

【失望·悲观·底线】要说,真正失望的时候不是看到了“恶”—甚至应该圣洁的地方(比如名校)、神圣的地方(比如寺院)看到了“恶”,而是看到了一些分明是“恶”贯满盈的人,俨然成了“真”(尽管他们最假)与善(尽管他们只有伪善)的代言人。你连穷追猛打的力气也没有了,机会更全无了,甚至已经毫无意义了,你最后的一个盾牌就是保护自己,守住自己的底线。用彭小莲的话说,它比痛苦更甚,那就是开始了恐怖。

【走上三尺讲坛】推磨四年, 终于离开青报,到了青海教育学院,那是1984年。奥威尔用这个年份作书名写过一部书,行销全世界,尽管我很晚才读到,但依然为自己在同一年走出爱恨交加的青报而感慨不已,这是一种巧合却是也一种幸运。
因为我写了几十年文章,他们就说,上写作课吧。教育学院的学生多为中小学教师,我一上手便让这些讲了多年语文和写作的老师惊呆了。我说,我虽然写了多年文章,却没有教过写作,为了给诸位上课,我翻了几本这方面的教材,可谓大同小异,怎么才能写好文章呢?书上讲得特详细,比如开头有十种或八种或七种,开门见山法、迂回人题法、奇峰突起法……结尾也是八种或六种,如此等等,我说别相信这些骗人的东西,谁提笔作文时,先去考虑今天的开头是采用第一种呢还是第四种?说得大家哈哈大笑。其实,我无非是想说一个再浅显不过的道理:写作,是心灵的外化,所谓“我手写我心”,我告诉大家的只是一个词:“创意”!也就是注重个性,追寻与众不同,你要成为你自己!
接着,我和几位刚分配来的大学生办起了一个文学社,出版一本叫《雪莲》的文学小刊物,成立那天,我邀请省作家协会的头儿、省内外稍有名气的几位作家,还有学院的领导参加,煞是热闹,于是我就在这新天地里如鱼得水地开始了人生又一旅程。三十年过去,学生自己办刊此等好事或已成明日黄花,那时好像还没有“非法出版物”这“罪名,学校还在资金上予以支持(部分),我联系了青海日报印刷厂印制,他们只收个工本费。全部内部赠送。我离开青海后,他们继续出版,记得还给我寄了过来。

【寻找答案】 1911清帝逊位至1949城头大旗变幻,这段岁月统称民国。一个念头常在脑际盘桓:我燕园求学时代那些老师均来自民国,那都是走一个少一个的大师巨子,后来者几无人可与之比肩;之后这些年读得最多的,还是民国学人那些著作和他们那些感人至深的故事(比如西南联大的许多记述,不管悲剧还是喜剧)。问题在于这段三四十年的历史,政局动荡,战火纷飞,许多年还是军阀割据,可是这弹指一瞬留下的文化和学术成果却异彩纷呈,无比丰富,它所昭示的精神更是滋养了一辈又一辈,绵延长达百年,至今不仅毫无衰颓之态,反倒在一次次压抑批判甚至剿灭中愈挫愈红,其中深藏着的是什么奥秘呢?

【罢工是种爱好?】两位朋友访学法国回来,不约而同说到一新鲜事:罢工是那里的“常态”。国人对此大惊小怪,他们却是嘻嘻哈哈,甚至呈“狂欢”式,成为一种“爱好”。我将信将疑,后来读到一篇游记,方知此事决非黑色幽默。在此地,罢工几乎就是反革命的同义词啊!呜呼!

【《喜剧的忧伤》说何冰】这个话剧名字有点另类,我是冲着陈道明和何冰去的。在我眼里,何冰是小字辈,可我一直看好这个87级中戏生,那个《大宋提刑官》演得真是不输老字辈。看好他还有个理由是他一直非常崇敬于是之这些先辈,而本人可是于先生最早的铁杆粉丝,自然是说他演的《茶馆》等人艺话剧:在北京那些年,有一个看一个,一个不拉的。很欣赏于先生“别当官”的人生态度:“演员别当官,当了官儿,就由一个内行变俩外行。”其实教书也是一样。何冰与于先生真是心有灵犀:“万一哪天是内行了,也要不忘初心,别再变成外行,那可就真对不住于先生了”。于先生这辈的幸运是有老舍这样的作家,台上三位老人边走边撒纸钱那一幕,凡看过的,一定不会忘记。何冰说得好:他始终靠在人物上,靠在真实上,演人,演戏,演的是人的心理,人的故事。如今自己这代呢?“靠在什么东西上?演英雄的,靠在一个精神上;演主义的,靠在概念上;演名利的,靠在自我膨胀上….”演戏,忧伤总是会有的,做什么没有忧伤呢,赞美“喜剧的忧伤”。

【且说“风景”】大自然的一切,山河林木,只有被人欣赏时才叫“风景”。我一直反对所谓“美是客观的”这个号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还是在80年代初,我就问他:地球没有了,还有美或者不美或者丑吗?绘画艺术,只是在文艺复兴之后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风景画”,标志人类的审美迈上了一个新时代。但是直到印象派绘画的出现,“风景”的独特性、唯一性才达到了极致。于是联想到目下火热的旅游,就审美而言,大多数似乎还在“文艺复兴”之前,少数抵达了“风景画”阶段,只有极少的“赛车手”式的勇敢者,偏要用自己的眼睛看出独一无二的种种令人永世不忘的属于自己的“风景”,他们对游山玩水不屑一顾,追求“旅游”二字在其纯粹意义上的、充满个性色彩的高境界。每每在荧屏上看到中外旅游爱好者那种翻山越岭不畏艰险,我禁不住要为他们点赞。

【豁开去的那一笔】作文,讲课,往往会“跑题”,恰恰是豁开去的那一笔让文笔生花,讲课灵动,就如源头来了活水。一次讲到艺术的独创、不可重复和不可替代,正碰上报纸上大肆宣传“真理毋庸质疑”,我忽发奇想,乃道:其实,片面性未必一文不值,历史往往是这样:在无数个片面中,它丰富了前进了,显出自身的辉煌了…..没想到同学们竟为之鼓掌。

【叶元章:同是患难冷落人】虽然他有不少头衔,但我们半个世纪的交往与此无丝毫关系,何况他那头衔大至“全球”小至“上海”,只与诗词有关而无半点官场气息。他以赋旧诗词闻名,而最精彩者乃为狱中百首,1995年获国际炎黄文化金奖,正应了那句“愤怒出诗人”。说起坐牢,竟也是与作诗有关,五十年代中期他所在出版社办墙报,他说头儿写的那古诗“不像诗”,遂入囹圄,及至文革,竟让他“看守”原青海省省长王昭,最后乃成“兄弟”,赋诗相赠,可谓传奇多多。前几天电话问候,不想隔日便收到大札,竟提出天好时找个地方“碰碰头”。叶老已期颐之夀,不敢造次,我知道他有许多话想聊聊,包括信上提及的与冯其庸三十多年往来故事(冯曾为他诗集封面题签)。当年整他的皆已远去,也是老天有眼吧,他至今体笔两健,笑到最后了。//特选1966年狱中两首:1,《寄内四首》(选一)强别妆台赋远行,玉关闻笛怒难平。年年腊月初三夜,斜倚枕头哭到明。(腊月初三系结婚纪念日,他孤身赴青,夫人则留上海)2,《狱中清明》清明卧听敲窗雨,疑是妻儿哽咽声。多少人间亲骨肉,年年此夕梦难成。

【此心安处是吾乡】苏轼有个诗友叫王巩,受“乌台诗案”(1079年)牵连被贬广西宾州(苏轼则被捕入狱,后贬湖北黄州等地),小妾柔奴随行,两人相扶相依在那蛮荒之地生活多年。后奉旨北归,途中与苏轼相聚,苏轼见王巩毫无落魄萎靡相,神定气爽,问其何也?答曰:亏得柔奴知我心。苏轼乃问柔奴:这些年在岭南,日子很是清苦吧。柔奴说,此心安处,便是故乡。苏轼大为感动,遂作《定风波》,其下半阕云:“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 却道, 此心安处是吾乡。”

【日久见真情】60多年过去,这段历史依然如此鲜明。那是1955年前后,我们这批不安分的北大学子看中了复旦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和山东大学陆侃如冯阮君伉俪的《中国诗史》,认为他们有见地有创新,硬是把刘先生和陆先生请来,那场面自然非常热烈。然而历史很是无情,陆先生没有逃过1957,戴上了帽子;而文革中刘先生将自己书稿改写为“儒法斗争史”而获毛的高度赞赏,大红大紫。记得那段时间老同学见面,大多对刘的趋炎附势颇有微词,而郭老对李杜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更是嗤之以鼻。光阴荏苒,毛撒手人寰之时,陆先生于1976年11月完成了批刘的14000字长文《与刘大杰论杜甫信》,想想他头顶“摘帽右派”,而左风依旧横扫天下,其胆其识岂不令人倍感肃然起敬。同时让人敬佩的是,翌年的《文史哲》便全文刊出。顺便说说一个细节:贾植芳先生说,50年代初,他与刘大杰来往甚多,刘写了文章无处发表,颇为郁闷,一度想自杀,贾帮他联系报刊出版社,刘一再表示感激不尽。55年胡风案一出,刘一马当先…..这自然是贾出狱之后听说的,或有不确,但文革中贾穿着背心拉着板车在校园里碰见刘,刘却装作不相识,大摇大摆……

【一诺千金】如果莫迫桑的《项链》只是在告诫读者不要虚荣或者警惕假货,这篇小说还能成为经典吗?可多少年来的评论和中学语文的教辅都是这样说的。记得大学读书那会,曾提出过质疑,回答说如果你强调女主人公的守信,突出她对朋友的忠诚,那么这个“资产阶级思想特别严重”的女人就成了“正面形象”—这当然是决不允许的,而且作者也认为她爱虚荣,渴望出人头地,她之所以嫁给小公务员,仅仅是自己出身贫寒。所以她十年“卧薪尝胆”是自讨苦吃,活该;她和丈夫是“两种人生观世界观”—-于是我们慢慢把“重然诺”即“诚信”不当回事,而把“阶级”“政治”之类摆到了空前重要的位置上。几十年之后,诚信越来越成珍稀,我们几乎每个人都吃到过无诚信的苦头—仅仅每天都能接到那些莫名其妙的电话,就够叫人气愤不已了。

【不作恶,且苟活】读了何凤山先生在二战中拯救犹太难民的故事,很感人。他有一段话很震撼: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如果你不能山呼海啸,那我们就只需等待,用一言一行为践行正义者,为保持良知者壮胆助威。总有那么一天,貌似强大的会倒下,貌似永恒的会湮灭。你看,历史饶过谁?不作恶,且苟活。2000年,何凤山被以色列政府追授最高荣誉:国际义人,并在耶路撒冷为其建纪念碑,上书:永远不能忘记的中国人。

【民主政治的人性基石:个体生命】许多学者高度评价孟子的“民为重,君为轻”的“民本”思想,甚至说比近现代西方的民主早一两千年。大谬不然!这里的误区何在?本人文革初一次购物亲历终于开了窍—-是买把木梳。那时处处是标语口号,这家当地最大的百货公司更贴满了大大小小的红色横幅,最刺眼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当营业员让我挑到第三把还不满意时,火了。说话便有些难听,我回她一句:看看你身后,不是为人民服务吗?这时她扔给我一句金典:对呀,是为你一个人服务啊?此后,我多次与这金句相遇,竟束手无策。现在明白了,很简单:你说的是群体,人家说的是个体,《人权宣言》中的人,是你是我是他,是每一个人,没有例外。同样的“服务”就在这细微处分道扬镳了。

【王实味,延安时代的祭品】 1947年7月1日,据称是康生下令砍掉了王实味的脑袋。这位十年前抱着满腔热血投奔延安的青年,就此丧命山西兴县,他的尸体被丢入枯井。此刻的中国,内战烽火连天,一位文人的横死并没有引起任何波澜。然而70年过去,如今想来,这场杀戮与后来的反胡风、反右,以及文革,乃一根藤上结出的毒瘤。人民和民族的悲剧只是越来越深重了。拨开历史的尘埃,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际命运,都可以从这位书生的身上找到前世今生。想起帕斯卡(Blaise Pascal)说的话:人的一切尊严就在于思想。我们如果跌倒后想再爬起,就要从这思想爬起。

【独臂教授毕达可夫】许多苏联人的名字忘了,这个人,忘不了:我们三年级时教文艺理论的独臂教授。一年级就开过这门课,系主任杨晦先生主讲,两年后又开一样的课,怎么个事?只说是苏联专家。那时候老大哥威震神州,大家翘首以盼。那天,只见一位独臂中年人走上讲坛,同时进来的还有一位翻译。之后的细节且从略,大约一个月之后,同学们以“全是教条”“毫无新意”等为由,要求系里考虑换人。杨先生很为难,几经推磨中,得知此专家二战后才转业,那条胳膊就留在了沙场。乃肃然起敬。待学期结束,他把讲稿整理打印装订成书:《文艺学引论》,每人一册。这大开本的讲义至今还保存在书柜。毕业后涂涂抹抹这方面的东西时,倒也翻出来看过,那时才发现,所有国产的文艺理论著作,包括声名赫赫的权威专家,都是这个模式,不禁让人想起《列宁在1918》中那个小姑娘说的,(你和那两个大胡子)“抄来抄去”。现在想来,那时的北大,进去了,自会有种“精神”—–当今有敢提出换“苏联专家”的?甚或反对上峰安排的某课程的?

【离之愈远,望之弥高】至少,进高中就知道胡适了,那是刚刚改朝换代时,年纪太小不说,时局也乱,顾不得细看一个人。大学了,他突然成了大批判头号人物,专集出了十几册,倒是没有翻过(胡适后来说,或许认真读过的只有他自己。此话不假,至少在北大,上上下下,未见一人),但知道此人非比寻常。他的形象渐渐清晰起来明亮起来,鄙人已渐入老境,老胡的书,研究他的书,一本本多了起来,较早读的是唐德刚那本《胡适杂忆》,后来读到了《胡适口述自传》,真叫醍醐灌顶豁然开朗啊。读得越多,老胡的可爱可亲,尤其是他的君子之风,让人在混沌之中觉得神清气爽,恰如从闷热走进了清凉。他说,君子之交,不出恶声;他说,君子立论,宜存心忠厚;他说,君子不降志、不辱身;他还说,君子不随众、不盲从…..这跟自己一辈子受到的谆谆教诲如天壤之别。唐德刚说得好,胡适是“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呜呼,放眼看去,斯人珍品极品耶。

【两个小人物与一个大人物】1954年,我们这些进校不久的学子被一件大事震动了:山东大学中文系刚毕业的“两个小人物”李希凡和蓝翎,就红楼梦研究撰文批判俞平伯,随即,毛予以高度评价:“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老实说,那时我们班的同学对此事颇为懵懂,一派书生气,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对老前辈、对学术权威,作为后学,首先是敬重,有不同观点,当然可以批评,但无需如此充满杀气。记得我和胡复旦等几位同学就此写了封信给《光明日报》,几天后就发表了。但是我们毕竟幼稚,谁也不可能想到此事是毛要彻底改造中国知识分子这战略大盘上的重大一步棋:显然,1952、53的思想改造运动(包括批电影《武训传》),没有达到预期,必须继续深入,而批俞再连带批胡(适)正是极好时机,稍后开展的“唯物论”“唯心论”斗争,更把“运动”引向了更广阔的领域(比如哲学、美学,史学等),联系55年的肃反,57年的反右,便洞若观火了。顺便一提,那位蓝翎,没有逃过57,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不过,他1982年还是参加了“组织”,并做了“报社纪委副书记”,像许多知识人一样九九归一了。

【储安平: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年轻人或已不知此人何人了,更不敢相信居然有这样胆大包天的人。其实,他不是胆大,他就是那个说皇帝没穿衣服的孩子。跟你这么说吧,57反右,他为“党天下”三个字(这是《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中的话)戴了帽;66文革,他因不堪凌辱,跑到京西潮白河自杀,偏偏被人救起;不久又独自出走,最后不知所踪。这三段历史是三个环,环环相扣,最后怎么断裂的?谁也不知道,自然谁也不负责。此人历史如何?民国时期就是著名评论家,一个颇有影响的《观察》杂志的社长和主编,为新闻自由与国民党一再抗争。49后,曾任《光明日报》总编、九三学社宣传部副部长等职。要说鄙人跟他呢,也还有一点点牵连,一是那年听到那三个字时,不知轻重随口说了一句:这有啥错?现在就是共产党的天下嘛。幸好领导看我出身好表现也不错,加之还年轻,宽大为怀了。二是他也是无锡人,算是老乡,两年前,宜兴龙墅公墓举行衣冠冢落成仪式,我刚好在那里,听说坟墓里只是一张用红布包着的照片和一本书籍。那时就想,如果此刻他的灵魂还在哪里飘荡,又会如何感叹这世道的起落呢!他的同道冯英子这样评论他:“安平这个人,受过英国的教育,相信英国的制度,他以为威斯敏斯特那一套章法,是一种民主,他总以为这是可以效法的。他才气纵横而骄傲绝顶,万事不肯下人,其实归根结蒂他只是一个书生。”想起李清照两句诗: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在下以为,储安平当之无愧矣!

【战友战友,不“战”无“友”】我认识一赵老伯,曾与陈云一道在上海商务印书馆领导地下工人运动,均为“执委”,有照片为证,后失联。七十年代后一次次去北京想见见当年“战友”,凡六次,中南海门卫都认识这老头了。仅一次秘书接见,谓“没空”。失望已极! 此后我还代他写了不少信,均杳无音讯!此照片现存上海档案馆,曾在工人文化宫公开展出。70年代初,正是他们告知并翻印,赵老才有了这照片,也才让他心存思念,总想见见当年的“战友”。//今天看到“红嫂”二字,忽然想起赵老伯的夫人就是位红嫂。在部分红四军溃散逃亡青海那年,她冒险救了好几位女战士(青海农村至六七十年代仍有她们的身影),也因此认识了谢觉哉夫人王定国,本人几年前曾写过受赵妈妈所托,带着礼物赴京见王定国的事,从王对我的热情招待,我感觉两位老太情谊非比寻常。赵老伯夫妇的儿子,现在肯定还在西宁。我与两老交往时,他儿子大约三十上下,在小桥农牧机械厂(?)当工人。常见面。他应该还记得“孙叔叔”。青海媒体何不作一次深度采访?故事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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